这是第二块以寺名题的匾，由虎豹兄弟赠送。字体稳重扎实，应该是出自吴纬若之笔。南国相思可以证实这一点。为方便大家阅读，我现场抄录其上题的小字如下：右边题字：宏船大法师为纪念 开山道公老和尚 传戒誌庆左边题字：佛历2510年 1966年丙午冬立 虎豹兄弟敬贺释宏船（1907-1990）大法师曾任普觉禅寺的住持40多年（1846-1990），将原本为荒凉僻地的光明山发展成星洲最大的名胜巨刹。他也是一位受尊敬的命理风水高僧。道公，即释转道老和尚（1870-1943），光明山普觉禅寺的开山法师。胡文虎、胡文豹兄弟于1920年代曾捐赠光明山普觉禅寺的建造费，对早年的发展起了决定性的作用。
位于新民道（Sin Ming Avenue）的普觉禅寺，色彩缤纷，非常壮观，是新加坡
最大的寺院。1920年由释转道（1872-1943）法师开山，已有超过90年的历史。普觉禅寺是他来新加坡后兴建的第二间寺院。较早时，他已建了普陀寺。据记载，捐献30亩地作为普觉禅寺发展用途的是一位郑雨生居士。星洲闻人胡文虎、胡文豹兄弟负责建造费。这块”普觉禅寺“匾立于民国14年（1925），由郑雨生书赠。郑在下款时，自称为”星洲觉觉精舍“总理。照我看，这里的”觉觉“两字与”普觉禅寺“的”觉“字有一定的关联。我个人的感觉这块匾是重做的，因为它没有留下近90年岁月的痕迹。
光明山普觉寺入口处的右边，有一块停车空地，以前是放生池所在。放生池的牌坊还保留着，上有已故书法家吴纬若题的大字“放生池”、“兴慈”和“济物”以及小字楹联一对。由于拍摄时天气阴暗，照片效果不理想。我尝试辨认楹联的内容如下：流水济游鱼，三千上昇，叨利天界；长者护动物，布法感天，仙献妙宝。敬请有识者指正。
这是在新加坡
找到第一块由徐悲鸿题的匾额。
时间在民国廿八年（1939）九月，正是徐在江夏堂完成汤姆斯总督画像后。同年十月，他又完成了名作《放下你的鞭子·王莹像》。
同样是南来的郁达夫，他的名句“各记兴亡家国恨，悲鸿作画我题诗”，就是这个历史背景的最佳写照。
作为康有为的入门弟子，徐悲鸿的书法明显有受到碑派的影响，但他行笔自然，写来轻松，颇有异趣。
金门的太武山上有座宋朝古庙，名为海印寺。我回乡办书法展时，曾经上去参观过。
大概为了答谢神恩，原籍金门的陈芳岁夫妇当年就在新加坡兴建这座海印寺，并请徐悲鸿题匾。
新加坡海印寺位于蔡厝港碧兰路。有关介绍，请进入以下网页：
http://thecccentre.blogspot.sg/2012/08/blog-post_16.html
“江夏堂”，一座海内外研究徐悲鸿（1895-1953）人士都须知的建筑物。老实说，“江夏堂”三个字，写得并不怎样特别。但它可是大名鼎鼎清朝最后一位武状元南安黄培松将军（1855-1925）题的。虽然题此匾时已是中华民国13年（1924），他却用了“庚辰会状”和“臣黄培松”两印章，可见黄将军还非常眷念以往至高的成就与荣耀。黄培松有二子，长子黄孟圭，曾任福建省教育厅长，次子黄曼士迁居新加坡
，在商界和文化艺术界颇有影响。1925年，在法国陷入困境的徐悲鸿认识了黄孟圭。通过他和在新加坡黄曼士的协助，位于芽龙的”江夏堂“便从此成为徐悲鸿多次来新的寓所。据说，徐大师的好多重要作品，包括办画展为抗战筹款的画，大部分在“江夏堂”创作和完成的。当然，黄家兄弟因此机缘得以收藏数百张徐悲鸿赠送的画作。
赵朴初居士（1907-2000），中国著名诗人、书法家和“杰出的爱国宗教领袖”。他在海外华人庙宇和宗教旅游胜地留下大量的墨迹。目前在光明山普觉禅寺，我只拍到赵居士的“藏经楼”与“大悲殿两块匾额。另有他提的宏船老和尚纪念堂”。都是以他擅长的行楷题写。
过去有好一段日子，我在牛车水附近的商业大厦上班，对这块匾并不漠生。“华安”是一间创业已近百年的传统中药店，专门售卖多种自家品牌的药油和药膏。店主似乎有意保存这块匾的“原貌”，让顾客有“一见如故”的感觉。以行楷题的“华安”两字，不知是何人的墨迹。
福建街上段（Upper Hokkien Street）也叫长泰街。当年这里有座长泰庙，更早时福建长泰人的会馆也在这里，长泰街因此得名。在长泰庙旁的一间三层楼店铺楼上，据说就是谭恒甫（1870-1953）所办的私塾 - 有恒学校。其所在的位置应该就在芳林塾食中心附近。谭恒甫利用课余时间，替商家或华人社团题写招牌大字，极受华社的喜爱和尊重。牛车水大华戏院的“天演大舞台”便是他的代表作之一。注：谢谢许永顺先生的旧照片。
应和会馆把“声教南暨”悬挂在大门的显眼处，证明对这块匾的高度重视。
据网上的资料，“声教南暨”意为将中华民族的道德风范和文化教育传播到南洋等海外各地。
题此匾的汪大燮（1860-1929），字伯唐，浙江钱塘（今杭州）人。民国时期政治家，曾任教育总长（1914）和国务总理（1917）。可惜没刻上何年书写。
据记录，会馆曾于1905年创立应新小学，是本地第一所新式华文小学。1971年，在诸多主客观因素和时势下停办。
当年会馆虽然不再办学，仍积极推动嘉应子弟的文教活动。每年颁发会员子女奖学金、大学贷学金等。
1905年，汪大燮出任驻英公使。1907年任满回国，途经新加坡。
汪大燮一向来关心教育事业。据记载，在新加坡逗留期间，他曾参观开办不久的端蒙学堂，并赠以“果行育德”匾额一方，以资鼓励。
上述史料有助于证明“声教南暨”这块匾极可能是他当年参观应新学校（1905年开办）时题赠的。
注：果行育德，成语名称，意为以果断的行动培养高尚的道德。
介绍过永春会馆在大礼堂的珍藏后，该轮到到主角“永春会馆”这块匾了。
从文达街仰望永春大厦，可清楚看见三楼阳台后的这块匾。据1987年永春会馆为庆祝成立120周年出版的纪念特刊，题此匾者是永春先贤陈佩韦（1839-1906）。
这位德高望重的长者，在50多岁时，适逢永春大旱，他受委派到南洋募捐，以拯救乡人。就在那时候，他书写了“永春会馆”。
由此推算，这块“永春会馆”匾已有110年至120年的历史了。负责制匾的就是著名的百年老店“成发”。
陈佩韦的书法初学唐代欧阳询，后转师宋代苏东坡，并以苏书为宗。落笔沉著、骨力苍劲，以健取胜是他的书法特色。
2012年11月19日去了一趟永春会馆，目的是要拍新加坡
国宝潘受赠送的一幅对联：以友辅仁其宁惟永，开物成务叶气流春。从下款和印章用“潘国渠”来看，应该是潘老早期的作品。过后，我注意到一块似曾相识的“敬恭桑梓”匾，就顺便拍照作记录。11月21日下午，一个同道好友来访，并带回数本已故书法家吴得先（1893-1962）的书法篆刻集。我信手翻开其中一本，突然眼前一亮，“敬恭桑梓”正出现在面前。哈哈！我笑了，好友也笑了。真的，人生就是这样巧，我不得不相信会有“运气”这回事。
书法家吴得先于1953年题这块匾，将快要一甲子（60年）了。吴老祖籍福建省绍安县，1939年南渡至新加坡，大部分时间在教育界服务。曾任中正中学教员，是书法家徐祖燊的书法老师之一。永春会馆也藏有当代草圣于右任和满清皇孙溥儒赠送的对联如下：于右任：永峙星洲面临碧海 春回南国人羡桃源溥儒：永日光辉昭宇内 春风和煦到天南其余的，以后再介绍。
据悉，金门籍书法家许允之（1890-1960）生前住在文达街（Boon Tat Street）某战前旧屋的三楼。这一带早年聚居了不少来自闽南的移民。著名的妈祖宫（天福宫）和福建会馆都在这里。2012年10月19日，老同学相约在厦门街的茗香吃饭。饭后，我便步行至文达街，想看看这条街和两旁的发展现况。虽然老店是被保留下来，其用途却“与时并进”，不同了。原来楼上是住家，现已改为办公用途。因人口的流失，楼下的商店种类也转型了，以服务附近的办公大楼或游客为主。我带回了两张现场的照片。第一张是从永春会馆三楼拍到的文达街全景。第二张是近距离拍的，地点靠近文达街与直落亚逸街的十字路口。
2012年12月16日，我专程去了一趟文达街，为的是寻找这条街的26号三楼，据说是许允之的故居。结果令我大失所望。整条文达街，只有门牌1至31单号的保留店屋，却没找到任何双号的建筑物。我推测，26号可能已被拆掉了，成为丝丝阁（Cecil Court）或新建的PUB输电站所在地的一部分。这里提供了两张照片。第一张是丝丝阁的侧面照。第二张前方的白色三层建筑是PUB输电站，后面外观如黑色格子的高楼便是丝丝阁。
初看“醉花林”三个字，觉得很不错。以行草题匾，用笔必须雄健、厚重。后来得知这块匾是由泰国的潮籍富商高学修于101年前赠送的。高学修（1874-1932）于1910年创建泰国中华总商会并历任数届会长。他家族的米在泰国米业占了一成有多，其米铺在新加坡
也有分行。“醉花林”三字可能是他人代题的。
根据现有的资料，位于直落亚逸街（Telok Ayer Street）的德福祠（Fuk Tak Chi）是建于1824年，比同一条街的天福宫（1840年建）早了16年。它是早年南来的华人上岸后答谢神恩的地方。
相信是基于上述原因，发展商在新加坡
历史博物馆的协助下，将它保留下来作为街道博物院，免费让公众参观。
与远东广场保留店区内的成发、萃英书院旧址相比，福德祠的复原程度可以说完整多了。庙内原有的大部分匾额都被保留下来。
在看过古长龙的16块匾后，我整理出以下数点与大家分享：
1。最早的是道光甲申年（1824年）间立的“赖及遐陬”。此匾曾在咸丰四年（1853年）重修。
2。最后立的是民国年戊午（1918）年的“保佑黎民”。
3。有三块匾额“德符坤厚”、“福庇苍生”和泽被海岛“因为长年被香火熏黑，虽然经过清洗，年代还没法辨认。
4。其他
的匾额都是在咸丰和光绪年间立的。
5。匾额的文字内容多属答谢神恩和保佑苍生等。
6。多以易懂的行楷书体题写。
据古长龙说，还有一块匾”德泽流辉“没拍到，因视线受阻。
福德祠大门旁的一副对联，其内容为：
福著伯权彰异域
德昭公位耀唐山
我并非华人庙宇文化和历史的研究学者，上述数点只是个人根据已知资料的整理，如有出入，敬请指正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