厦门街的萃英书院

很可惜，我的文物收藏家陈来华先生于多年前，已将这块匾赠给厦门的华侨博物馆了。

他曾告诉我，在做这个决定之前，曾与本地的有关部门接洽，但没人有兴趣“领养”。

萃英书院（创立于1854年）的旧址在远东广场（Far East Square）的范围之内。因为是法定保留建筑物，其复建工程必须根据原有的图样和风格进行。

至于用途方面，当然是以“适者生存”为考量。目前在这里营业的是间中式餐馆。

有块“微笑画室”匾，20多年前也被送回广州了。请留意我以后的故事。

谭恒甫题天演大舞台

据说，大华戏院是在1930年前后开始兴建的，至今有70 - 80年的历史。这座保留“高楼”，外观古色古香，为牛车水的地标之一。原来的主人余东旋（1977-1941）是为家喻户晓的锡矿与地产大王。他也是“余仁生”的第二代掌舵人，把业务从大马扩展到新加坡和香港。据估计，他逝世时遗留下的财富，堪称亚洲第一。

谭恒甫于1932年南来新加坡，当时他已62岁，“天演大舞台”大概是他早年的代表作之一。

谭老在世时很受华社的尊重，并于许允之、吴纬若齐名，有“星洲三大书法家”美誉。就算于市区重建后的今天，也不难找到他提的匾额，例如：“南通有限公司”，“振益”与“陶丰”。

黄火若题的金门会馆

黄火若（1910 - 1994）生前住在东海岸富兰克道（Frankel Avenue）附近，离已故新加坡总统黄金辉的住家不远。

上世纪90年代初，我与同乡书画家子昭先生曾两次去拜访他。当时他已有80出岁，但行动还能自如。他给我的印象是个子不高，有点瘦小，谈笑风趣，滔滔不绝。

60岁后，他专攻今草。笔走龙蛇，字如其人。

黄火若也常为人题匾，“金门会馆”和大礼堂内的“庆昌堂”便是他的杰作。

他在1992年出版“今是堂剩稿”一书，收集了他的诗、文章和书法。本人有幸获赠一本，由他亲笔签名。

注：新加坡金门会馆前身为孚济庙，创建于1876年。旧址在牛车水史密斯街（Smith Street）。

匾额书法

本文于9月29日发表于新加坡联合早报。

匾额或招牌是书法最具实用性的表现形式。早期华人南来，因从事各种商业、文化、宗教等活动，需要在建筑门屏上悬挂匾额，表达该建筑的名称和性质。著名的商店更以拥有“老招牌”或“金字招牌”为荣。

这些匾额集字、印、雕、色于一体。书体方面，各体皆有，但以楷、行楷、魏碑、隶书体最多，形成早期新加坡街景的一大特色。

　

位于北京街与厦门街交接处的“成发”是早期制做匾额的著名公司之一。我20多年前曾在这附近上班。午餐时间经过该店， 常停下来与“成发”的老板闲聊，听他讲有关匾额书法的故事。据说“成发”是间百年老店，承接过无数的匾额，店里存有已故吴纬若所写的招牌书法的影印本，以 备日后顾客的要求。

匾额书法的特征是稳重、雄健和有笔力。大都是特别聘请著名的书法家题写的。早期除了有“星洲三大书法家”之称的谭恒甫、吴纬若和许允之外，其他受欢迎的高手包括舒健、崔大地、李毓川、何星斋、黄火若、罗丹（厦门）、黎省三、黄葆光、叶竹溪等。

新加坡已故国宝潘受先生主要是题写有关文化、教育和宗教建筑的匾额，如“华裔馆”和“光华学校”等，商用的招牌比较少见。

　

清末科举殿考出身的朱汝珍和岑光越及民国时代的政治家如林森、于右任、叶恭绰、吴铁城都曾在新加坡留下墨迹。

不少匾额是由名人题给，但书法高手代笔，如“群策匡时”、“同德书报社”和“醉花林”便是很好的例子。

我从小便对匾额书法产生兴趣。在接触颜真卿和柳公权的碑帖之前，它们可说是我的良师益友。每天上下学途中，总要望它们一眼，打个招呼才行。

传统匾额日渐减少

随着城市重建步伐的加快，传统的匾额已逐渐消失了。虽然新加坡城市重建局在保留传统建筑物方面已尽了很大的努力，如划定多个传统店屋保留区，但也因用途的改变和产权的转移，传统的匾额已被新式的招牌或电脑字体取代了。

众所周知，笌笼是个非常混杂的地区，各种用途的建筑物都有。好多受市区重建所影响的庙宇和社团都来这里落户，值得研究的匾额确实也不少。但若想要为这里的匾额拍照作记录，恐怕会引起不必要的误会和不便。　

我20多年前曾花了好多周末的宝贵时间，走遍新加坡多个商店保留区的大街小巷，为这些将走入历史的匾额拍照作记录。现在回想起来，当时或者我可以发动一组人来进行这份有意义的工作，收获肯定会更大。